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

金庸小说造就了千千万万个“迷”，也留下了许许多多个“谜”。

北京大学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的专著《金庸小说论稿》。这本书是第一部从学理上研究金庸小说的专著。

《金庸小说论稿》出版后，记者采访了严家炎先生。

记者：您1995年春开始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“金庸小说研究”课程。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考虑。

严家炎：在大学开设“金庸小说研究”课，平心而言，并非为了赶时髦或要争做“始作俑者”，而是出于文学研究者的一种历史责任感。具体来说，我开这课，一是为了感谢青年朋友们的殷殷期待，二是为了回答文化界个别人士的无端指责。

我阅读、思考乃至研究金庸小说，可以说都在青年朋友的推动、督促之下。“既然那么多年轻人都喜欢读，做老师的完全不了解似乎说不过去。”怀着这种心情，于是我试读了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一读之后，竟然就放不下来。后来竟至渐渐觉得不为青年朋友做点事就欠了感情的债，就会有重压之感，觉得不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，既有愧于文学史研究者的责任，也辜负了他们的期待。

至于文化界个别人士的无端指责，那是发生在1994年初冬的事。此年10月25日，北京大学鉴于查良镛（金庸）先生在法学（包括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）、新闻事业、小说创作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，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，我也在这一仪式上发表了题为《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》的贺辞。不料，此举遭到了一位杂文界朋友的刻意嘲讽和谴责，他在《拒绝金庸》一文中，说他虽然没有读过金庸小说，却知道武侠小说“有如鸦片，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”；说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是“北大自贬身份而媚俗”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也就不自量力，决心将金庸小说搬上讲台，让大家来共同讨论和鉴别，顾不得这一做法是否妥当或超前了。

记者：此后您还在北大讲过金庸小说吗？

严家炎：我去年上半年还讲了一个学期。听的人很多。我后来不得不做了一点限制，就是规定的作业量特别大，要完成三次作业，把很多人吓退了。跟年轻人一起讨论金庸小说是很有意思的。

记者：您称“金庸热”是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，具体指什么？

严家炎：“金庸热”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、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，不仅由于拥有读者之多，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：一是持续时间长。文学作品的“热”，通常能保持两三年就算不错。而金庸则不同。据我所知，仅1998年，就有三个金庸小说研讨会在美国、祖国内地和台湾分别举行。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热情欢迎的一个缩影。二是覆盖地域广。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流传。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。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、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，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、政府官员、大学教授、科学院院士都爱读。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。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，既有思想激进的，也有思想保守的；既有左派，中间派，也有右派。

记者：您怎样评价金庸的小说？

严家炎：我对金庸小说评价相当高。金庸既喜欢传统小说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，过去的武侠小说他也喜欢；另一方面他年轻时又喜欢西方文学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学。金庸年轻时是写新文学作品的。他20多岁时写的短篇小说《白象之恋》，在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中获得过二等奖。他后来把郭沫若的剧本《虎符》改编为电影剧本《绝代佳人》，曾得过新中国文化部的奖。金庸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艺术经验，去改造武侠小说。中国过去的武侠小说毕竟是产生在封闭的农业社会，有很多旧的意识，有很多缺陷。早在40年代，张恨水就呼吁有“先进思想”的新文学家，不要抛弃中国的“普通民众”，不要抛弃本土的章回体小说形式和传统的白话语言。张恨水讲话不到10年，金庸、梁羽生等就在香港出现了。这不是一种巧合。金庸小说用了传统的形式和白话语言，思想内容上是新的，有很多现代的精神。比如，他在小说中不提倡报仇，滥杀无辜；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有新的观念；对个人迷信是反对的，等等。他对不正常的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形态，进行了许多批判，有独立的批判精神。他的小说大体上是站在全民族的或者最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，来思考问题、观察问题，这就是现代精神的基本点和出发点。

记者：随着金庸小说的出现，您认为应当怎样评价武侠小说。

严家炎：武侠小说其实只是小说的一个品种，而不是一种固定的思想倾向。虽然一般武侠小说都肯定行侠仗义，急人所难，但就具体作品而言，内容比较复杂，有的突出除暴安良，有的渲染血腥复仇，可以说全由作者思想高下而定。但就多数而言，武侠小说最影响人的是正义感。它给人灌输一腔热血，让人憎恨残暴的压迫者，同情无辜受虐的百姓，而不是教人等待侠客拯救。

50年代开始在香港出现的金庸、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，之所以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，可以归结为是作者以精英文化改造了武侠小说的结果。这种改造带来了武侠小说的新生命，适应并积极促进了20世纪乃至21世纪中华社会文化生态的新平衡。社会呼唤新武侠！文化生态平衡需要新武侠！

记者：做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，您怎样看待金庸小说的历史地位。

严家炎：我在《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》的贺辞中曾说：如果说“五四”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“闲书”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，那么，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。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，自然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。